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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准则：
亚洲研究所主要关注以下四种对整个世界有重大影响的议题。我们尝试在解读它们重要性的同时，通过来自不同地区、不同领域专家间合作对话的方式为问题寻找全球性的答案。
以史无前例的技术变革为主导的社会与经济领域的转型
尽管砖瓦水泥搭建起来的建筑物依然如旧，国家的边界也大体上无大的变化，但不可争的事实是我们的世界正在被技术潜移默化的变革着。社交技术将千千万万来自世界各地的“赞”聚在一起，并通过不可揣摩的方式将它们组合起来。正是这样一个从谎言中识别真相的过程，也最终因为技术的变革而变的更为棘手，因为技术改变了我们了解的方式和内容。就比如说3D技术能创造我们需要的任何事物，制造业也因此变的无足轻重。应对技术在社会中引起的变革将是我们这一代人的主要挑战，特别是对于大多数人来接，这些潜移默化的变化很难察觉，这使得问题更难解决。
社会经济体系对气候在地方、地区以及全球范围内的影响
气候变化是至今为止我们所面临的最大安保威胁。尽管其被定义为严重危险已有20年有余，我们的经济体制与社会文化制度仍未具备足够的能力去构想和实施适当的应对措施。我们必须理解当今全球经济与技术体制带给气候变化的深刻影响，并以此为基础制定适应和减轻全球范围内气候变化的具体步骤。
由技术变革引起的国际关系的变化，特别是在外交、安保、教育、金融以及贸易领域方面的变化
尽管我们仍尝试使用与100年前相同的术语去描述国际关系，但是技术上的变革已经改变并超越了我们最初对外交、安全和贸易的认知。图像、文本与影像可以在瞬间被传送到世界的各个角落，真正起到了“时空缩减”的作用，另外对于它们的捏造和改变也变的更加容易。人们和货物的运输即使是再远的距离也显得轻而易举，全球化还造成了大量流离失所的人群。不仅如此，世界范围内的货物加工和运输也实现了完全的自动化—这要归功于第四次工业革命。我们应当鉴于这些技术上的变革重新反思国际关系的定义，超越过去对于全球化含糊其辞的焦虑，清晰的再定义技术对于国际关系的影响。
不顾技术革命的高速运转，出现了反智主义的兴起以及运用严谨科学方式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衰退。
世界正在面临一次糟糕的反智主义浪潮，从否认气候变化再到种族主义的本质论，无不例外的削弱了我们处理当今时代紧迫问题的能力，还无意识中鼓励了能够衍生出无知和傲慢的自我放纵的态度。这种发展方式是一种由教育向商业产品方向改造的产物，并造成媒体和其他形式的表达出现缺乏经过缜密思维的严谨性。这些新的文化本质上是反科学的，尽管它们包含有耀眼的技术。我们必须避免由技术上的附加装饰物所产生的情绪性反应，取而代之，我们应当在政策、技术以及战略上采取一种理性的科学方法。我们也应当避免反科学式的，正如我们当今看到的在世界上普遍传播的“小恩小惠”式的政治话语。最重要的是，知识分子应当具有对社会的强烈责任感，并被视作社会重要的群体代表。
亚洲研究所代表整个亚洲关注的热点，为各行各业提供一个中立的平台，从商业界到政府，及至学术界有责任心的领导者都可以真诚地展开讨论，集结智慧和资源以寻找问题解决方案。
亚洲研究所致力于推进全亚洲地区有意义的合作，寻求新的合作机会，在中日韩、南亚、中东、中亚、东南亚和全世界展开各种讨论。我们致力于为亚洲提供一个新视野：和平又相互融合，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而且不再受无穷无尽的利欲趋势。
亚洲研究所促进合作以应对这个时代的各种挑战，将不同的人团结为超越国界的一体，不仅能构想，还能实际操作。亚洲研究所的参与者致力于创造一个新型的无层级的空间，认同共同的主题，将整个地区的参与者聚集起来。
亚洲研究所推行各种革新的途径来促进亚洲地区的合作，以解决当前的紧急问题。我们号召所有层面的参与者的积极参与。尽管许多智囊团都关注到亚洲地区，但是他们几乎都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国际化视野。今天，亚洲，乃至全世界空前的经济和科技融合呼吁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国际化机构。过去五年来，亚洲研究所为满足这一需求，已经获得了长足的发展。
亚洲研究所的另一突出之处，在于吸引青年参与各项目，让他们能将自己关注的问题直接传达给决策者和专家，他们也有机会参与意义长远的讨论。在这个时代，专家们也常常需要从青年人的经历中汲取养料。我们在亚洲地区的青年人和专家们之间建立的合作桥梁能赋予下一代新的能量。我们意识到将青年人纳入政策讨论中的重要性，并确保专家们的讨论对普通大众也会产生重大意义。
此外，我们今天所面临的许多问题，无论是环境危机，还是日渐加剧的贫富差距都只能通过解决我们内部的源头性问题才能得到妥善处置。我们的精神饥困和心理不安全感会导致放纵的消费和残酷的冲突，只有首先解决源头性问题，我们才能解决当下的问题。正如阿尔伯特·爱因斯坦曾说过的：“我们运用引发问题时的思路是无法解决问题的。”我们的研究和活动把潜在不安全感和矛盾纳入考虑范围，因为是它们导致了当今的各种严重问题。
亚洲研究所参与同亚洲地区利益攸关者就亚洲未来的对话。我们如何超越传统的力量对峙，而设想亚洲成为一个和平统一体，由此让融合带来新的视界？如何依靠我们的洞察力和原创性克服当前的制度和意识形态的障碍？我们能否将中东或东南亚等地专家的视角带入朝鲜半岛和平统一进程的讨论之中，并由此揭示之前问题中隐形的方面？只有完全重新定义关于发展、和平、安全和繁荣的最基本假定，我们才能跨过当下的僵局。气候变化和空前的科技革新带来的挑战使得这种观念的重构势在必行。
最近，亚洲研究所刚刚启动了“福岛白皮书计划”，旨在创建一个国际平台，汇聚世界各地的专家，寻找解决方案以应对日益严峻的福岛核危机。在此过程中，我们将寻找前所未有的途径，集合大量的政策、技术、分析和观念。
亚洲研究所为韩国生物科学和生物技术、韩国地球科学和材料机构、韩国核安全研究院、首尔国立大学和韩国标准和科学研究院制定了相关报告。其他合作伙伴包括日本筑波大学、KAIST和电子通信研究院。
研究和分析 亚洲研究所在调查重要实事时，与高级研究院、高级助理和合作机构合作，并吸纳世界各地的专家和利益攸关者参与其中。我们的研究旨在得出可行的、客观的评估和富有意义的建议，并为决策者和世界各地的人民提供提议。我们的研究采用报告、业务展示、文章、研讨会和影像资料等方式进行。研究既包括针对专家的材料，也包含针对青年和跨领域人才的阐述，以确保公开而中肯的处理问题。亚洲研究所呈现的针对当代问题的意见书、白皮书和短文必要时会翻译成多种语言，以确保国际和地区层面的决策过程中存在广泛的读者群。
对话
亚洲研究所主办小型研讨会，吸引亚洲地区的利益攸关者和专家参加，讨论重大问题并提出具体解决方案。较大型国际会议和在线研讨会将世界各地的专家和利益攸关者聚集起来。配合上述活动的还有针对青年人的独立研讨会，让他们有机会接触专家。我们努力将问题相关的核心参与者聚集起来，以免他们错失寻找新视角和原创性解决方案的机会。
所长的欢迎
亚洲研究所代表一个新纪元。任何一个智囊团都无法继续简单地将先进的西方世界的智慧施舍给发展中的亚洲。现在的亚洲已经拥有当今世界所需的大量资产和智慧，对手间就未来和人道问题进行对话的时机已然到来。研究机构也不仅仅只关心单个国家的议程。亚洲研究会拥有真正的国际化视野，积极挖掘各种观点，支持亚洲及全世界的个人和机构。过去五年来，亚洲研究所已经为世界范围内真诚对话提供了新空间，讨论话题涉及科技、社会、融合、亚洲地区新型合作伙伴关系的兴起以及环境问题，但这些关键性话题却常常被繁杂的六方会谈和自由贸易协定所忽略。
亚洲研究所与多方合作，包括日本筑波大学、韩国科学和技术政策研究院、日本国家环境研究院、沙特国王大学、乔治亚理工大学、韩国生物科学和生物技术研究院、国家纳米制造中心、KAIST、首尔国立大学科技融合高级研究院、生态城市建造者、韩国地球科学和材料研究院、韩国标准和科学研究院及其他机构和公司，这些合作促成了许多多语言大会、研讨会、政策报告书、研究论文、文章等硕果，尤其重要的是，对备受冷落的关键性问题进行了跨国对话，因为这些问题在这个地缘政治变幻莫测的时代举足轻重。
虽然我们看到亚洲由于贸易、因特网和金融合作的发展而日渐加速了融合进程，但利益攸关者却并没有太多机会能齐聚而讨论这些变化带来的长远意义，所以我们于2007年建立了亚洲研究所。要达到真正的融合，我们必须织起精细的人际关系网，并在技术、研究、管理等方面合作以便达成物流和能源供应方面的融合。
亚洲研究所于2008年10月组织了第十二届大田东北亚无核会议，将通过专家和政府官员就无核区的坦率讨论而创建安全东亚的全面努力推向高潮。东北亚无核会议将世界各地的学者、大使以及大众都聚集起来针对东北亚限制核武器问题进行坦率的讨论，以促成具体而实际的计划。与会人员包括前美国国务卿罗伯特·高卢奇。
亚洲研究所的另一个重点就是解决环境危机。我们所做的努力，如大田环境论坛将韩国传奇式的大德研究群体的研究院聚集起来讨论了如何把他们的努力注入环境科技的开发之中。大田市已经给予大田环境论坛官方授权，并支持我们的活动。我们曾访问华盛顿特区，并且我和KAIST副校长杨枝元教授在美国的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就论坛事宜发表演说。本论坛也与筑波市、帕洛阿尔托、筑波大学和斯坦福大学建立了合作关系。
大田环境论坛同筑波大学联合创办了3E（环境、能源和经济）论坛和针对青年人的3E咖啡馆。3E论坛曾先后在大田（2009年5月）和深圳（2009年7月）举行，来自中日韩三国的专家齐聚一堂。3E国际咖啡馆项目于2009年8月在韩国启动，汇聚了许多青年人，讨论了环境变化和全球合作的潜力问题。来自中日韩及其他国家的学生参观了如生命工学研究院能源研究院 和KAIST等研究机构，同专家进行交流，并配合联合国环境项目举办青年人自己的研讨会。其中生态城市建设者的创始人Richard Register就城市的未来发表演讲，将活动推向高潮。
亚洲研究所还为生态城市联盟起草了一份提案，大量分发了多语言文本，并在帕洛阿尔托、筑波、日本和中国深圳等地广受好评。汶川大地震之后，由我本人和John Feffer一起起草了一份提案，建议将汶川重建成一个生态城市典范，这份提案译成了汉语并由中国新闻发布。
自韩国和印度签署《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以来，印韩交流增多，这一趋势也在亚洲研究所的活动中得到体现。亚洲研究所与德里贝拉管理技术研究所顺利建立起亲密合作关系。我们还同MOU洽谈，希望韩国国家纳米制造中心（世界上顶尖的研究机构之一）与印度纳米集团就纳米制造建起紧密合作关系。在Singh博士和印韩商业论坛的指导下，我们组织了一次名为“印韩科学合作新机遇”的大会（2010年1月），这次大会将印韩专家汇聚起来，为两国之间紧密合作关系的发展而努力。这次大会由韩国知识经济部、大德研发特区和印度大使馆联合赞助。印韩商业论坛继续主办各种大会，探讨印度在东亚的新作用。
亚洲研究所已经对不断发展的核能进行了研究，也分析了韩国在评价核能影响中所起的作用。我们同韩国原子能安全技术院（KINS）联合进行了长达一年的研究计划，调查了东南亚核能，并出访新加坡、印度尼西亚、泰国和越南，与各国政府、商业和学术各界专家会晤。目前，我们正与韩国女子科学和技术联合会联合立项，探讨亚洲核能政策的合作战略。
亚洲研究所在2010年7月启动了科技融合项目，以回应韩国产业融合会的请求。2020年10月，我被任命为韩国产业融合会的顾问，并参与纳米科技、生物科技和信息科技融合的国际合作讨论会。我们已在韩国核心期刊以及五个重要研究机构的研讨会上发表关于科技融合的文章。我们于2020年12月与韩国标准和科学研究院联合启动全球融合论坛。最近，我们还与首尔国立大学科技融合高级研究院、麻省理工学院、耶鲁大学、伊利诺伊斯大学厄本纳—香槟分校联合对科技融合的国际合作进行了研究。亚洲研究所还与日本RIKEN研究院，尤其是该研究院在首尔汉阳大学的办事处紧密合作。
展望未来，亚洲研究所将会继续增加和发展我们的活动。我们已经启动了一些新项目，如蒙古和其他国家项目以及世界中国项目，这些项目能让利益攸关者参与到关于该地区全球化未来的对话中。我们还启动了亚洲女性项目，思考女性在今日亚洲中所起的关键性作用。我们的基准韩国项目探讨韩国日益成为发展中国家的基准之后在全世界所产生的影响。我们对未来的发展有更多计划，欢迎来函探讨合作。
亚洲研究所的独特信念 对亚洲的新愿景
亚洲研究所相信要解决长期以来困扰世界发展最快地区的问题需要采用新的方法。亚洲正日益成为世界经济和智囊的中心。但是，亚洲的巨大潜能却因许多问题而受到削弱，如军事集结、错误的发展观念、生态恶化、环境压力、科技的不慎使用以及传统文化堕落成消费主义等。亚洲研究所对更强大的亚洲提出新愿景，可以启发这个时代。
应用型
亚洲研究所呈现的报告和决议都与本地直接相关，并能很快应用于本地。我们努力将我们的观念融入本地，并参与国际和本地利益相关者针对全球挑战而举行的深度对话。譬如，我们在越南提出更新的环境标准时，便在越南为政府官员和当地人民准备了可能快速在本地使用的材料。我们同世界各地的青年人合作，鼓励他们互相合作，团结一致解决共同问题.
多语言
尽管亚洲通用语——英语是亚洲研究所的主要工作语言，但我们是个多语种机构，针对不同受众所展开的研究和活动均采用多语制度。我们设想，未来亚洲研究所所有重大项目均采用多种语言进行。
应对青年人的需求
我们相信决策者可以向青年人学习，而且无论是地方性、国家级还是全球范围的讨论都应该有青年人的参与。青年人可以参与亚洲研究所的活动：实习，参与研讨会，撰文或做其他贡献。亚洲研究所的研讨会让青年人可以同研究、政府和商业界的领袖人物直接接触。亚洲研究所坚信青年人必须在关于亚洲未来的讨论发出自己的声音。
可参与性
亚洲研究会不仅举行官方高层和专家参与的研讨会，同时也确保不同地方和国际社区的个人参与到讨论中。我们相信每个人都有权利对讨论作出积极地贡献。
长期承诺
亚洲研究所承诺长期同亚洲地区各机构和社区合作以构建更好的明天。我们无意于短期、高调而无持续性的解决方案。
合作的新范式
亚洲研究所致力于为国际合作建立新范式。我们同亚洲地区的NGO、研究机构、政府和商业界建立联盟，鼓励亚洲不同国家间的青年人加强交流，探索新途径团结参与者。我们正在探索因特网在促进全球不同地方组织之间合作的潜力。
科技的积极应用
新科技的发展从超过人类社会能力范围至获得广泛应用，这一快速发展也成为这个时代最大的挑战之一。亚洲研究所致力于寻找积极的方式使用新科技，正当地解决其负面效应。
所长 庆熙大学教授Emanuel Pastreich（贝一明） 博士 贝一明 （ Emanuel Pastreich ） 贝一明 （Emanuel Pastreich）现任韩国首尔庆熙大学国际大学教授，任亚洲研究所的所长。讲授国际关系文化论课程，主要侧重于东亚文化和历史关系的研究。
贝一明著述了诸多关于全球化问题、互联网、海峡两岸事务、中美关系、朝鲜半岛和当代美国政治的文章和研究论文，并发表在一些国际性刊物上，如 《日本焦点》（Japan Focus，他也是该刊物的编委）、《外交评论》（Foreign payday loans check Policy in Focus）、《我的新闻》（Ohmynews）以及由诺丁列斯研究所（Nautilus Institute）发布的《东北亚和平与安全每日报道》（the Northeast Asia Peace and Security Daily Report）。贝一明于1987年获耶鲁大学学士学位，1992年获东京大学比较文学硕士学位，1997年获哈佛大学东亚语言与文化博士学位；能流利地用中文、日语和韩语进行交流，法语也毫不逊色。
贝一明的家乡位于美国中西部的圣路易斯（Saint Louis）。19岁那年，他就读于旧金山的一所高中，班上的同学大多是亚裔美国人，他和这些亚洲朋友们融洽相处，并且意识到中国日益显示出举足轻重的国际地位。于是，他开始到耶鲁大学研究汉语，后又去国立台湾大学攻读古汉语。他觉得下一代的美国领导人很有必要掌握亚洲语言。
大学四年级的时候，贝一明开始研究日语，并到东京大学研究日本文化。在那里，他用日语写了一篇关于日汉诗歌的论文。他对当代亚洲文化以及亚洲地区巨大的贸易潜力也很感兴趣。
1992年，贝一明返回美国，师从哈佛大学斯蒂芬‧欧文教授（Stephen Owen，中文名为宇文所安）研究亚洲比较文化。在那段时间里，他开始学习韩语。尔后，作为交换学生，他于1995年到韩国首尔大学（Seoul National University）完成部分博士论文并研究中国文学。在其博士论文里，他阐述了17到19世纪中国流行的叙述手法对韩国和日本文学的影响。他的其它一些关于中、日、韩思想史和文学史的文章也刊载在《中日研究》（Sino-Japanese Studies）、《哈佛亚洲研究杂志》（The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and Monumenta Nipponica）以及《日本纪念文集》（Monumenta Nipponica）上。
自从那时起，贝一明便致力于钻研中、韩、日、美之间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关系。之后他被聘任为利诺州大学教授，在那里他进行了8年的研究工作。2004年，他搬到华盛顿，在乔治·华盛顿大学讲授亚洲历史，并在当地韩国大使馆做了关于东亚政治和商业的系列演讲。他同中、日、韩、美各国的很多商人、外交官、学者和记者有密切的工作往来，也以此来促进四国之间的密切联系。
贝一明著述的作品很多， 著书包括 《另外一个大汉民国》（ 한국인만 모르는 다른 대한민국 ） ，韩国 21segi Books,2013；《世界学者论韩国的未来》（세계의 석학들 한국의 미래를 말하다） ，韩国 Dasanbooks,2012；《人生不是速度而是方向》 （ 인생은 속도 아니라 방향이다） ， 韩国 Nomad Books,2011年；“The Visible Mundane: Vernacular Chinese and the Emergence of a Literary Discourse on Popular Narrative in Edo Japan ”(中国通俗小说在韩日的收容)，首尔大学出版社, 2011年；“The Novels of Park Jiwon: Translations of Overlooked Worlds ” （ 朴趾源地小说英语翻译）， 首尔大学出版社, 2011年。
他的中文文章包括：《断想：网络时代的大学教育》（《中华读书报》2001.2.21）《中国汶川地震灾后重建中的国际合作》(《中国新闻》 2008年7月3日)《生态货币》《何谓中国，何谓美国？》《根须相连的两棵树》等。
贝一明尽心尽力地帮助下一代亚洲领导人，使之适应当今世界发展的需要，因为这些领导人正致力于开发亚洲的巨大潜力、不遗余力地改造亚洲的光辉传统。他关心学生，追求不懈，因此声名远播。在又松大学国际商学院任职期间，他特别注重把所有学生和教师整合成一个有机而又生机勃勃的国际关系网络，以此追求学校的平衡发展，并提高专业教学水平。
